沙滩三百年

一个小山村，半部清诗史。夜郎故地如何铸就西南文化高峰？

在新蒲新区新舟镇，一个名为沙滩的普通村落，竟在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孕育出震动华夏的学术群体，被史家称为“沙滩文化”。

当代诗人黎焕颐离家50年重返故土时，面对祖辈耕耘的土地，吟出沉郁诗句：“沧桑岁月发苍茫，一代风骚火里荒。荒后田园留苦味，山路无语问岐黄。”

他的感慨穿越时空，指向一个令人惊叹的文化现象——在这片贫瘠土地上，一群读书人用笔墨书写了“清诗三百年，王气在夜郎”的文化传奇。

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人无三分银”，这片曾被古人“差评”的黔贵大地，长期背负着“蛮荒之地”的刻板印象。李白流放夜郎、刘禹锡左迁播州、王阳明贬谪龙场驿的历史故事，可谓中原对边地很有“偏见”。

而沙滩村的崛起彻底颠覆了这种认知。这个位于新舟镇的小村落，因洛安江中一道长约半里的沙洲形似琵琶，故谓“琴洲”而得名。

气候温润，适宜农耕的自然环境，为文化滋生提供了基本条件。但真正点燃文明火种的，是黎氏家族跨越数百年的文化接力。

明代万历年间，黎氏先祖从四川广安迁居沙滩，开启耕读传家的历程。至清代乾隆年间，黎安理（号静圃）考中举人，任山东长山知县，以孝行载入《清史·孝义传》，被后世尊为“长山公”。他奠定了“沙滩文化”的第一块基石。

转折发生在黎恂这一代。

这位嘉庆进士任浙江桐乡知县期间，丁忧回乡时做了一件改变贵州文化史的事——购买图书运回沙滩，三万多卷的藏书，让它一跃成为当时中国西南私家藏书之冠，同时设塾授徒，允许族中子弟及百姓自由取阅。

这批江南文脉滋养的典籍，成为点燃沙滩智慧的火种。舍人、盛览、尹珍等“汉三贤”的文化基因，在这片土壤中被重新激活。

当“锄经堂”藏书楼的书香与稻田的泥土气息交融，一个文化奇迹开始萌芽。可以说“沙滩文化”不是孤星闪耀，而是群星璀璨的星系。黎氏、郑氏、莫氏三个家族通过师承、姻亲与学术合作，构建起坚不可摧的文化共同体。

黎氏藏书，郑氏治学，莫氏广交——三家各展所长又相互滋养。这种血缘与学缘的深度交织，更促成日常化学术交流。黎氏居沙滩村，郑氏住望山堂，莫氏在青田山庐，彼此“衡宇相望，往来尤密切”。学者们晨昏论道，诗文唱和，形成独特的文化微生态。

郑珍记录过这样的场景，“朝耕夜读，渔樵互答”——这种将农耕文明与学术追求完美结合的生活方式，成为沙滩文人的精神底色。在科举失意的困顿中（郑珍30岁中举后会试屡败，莫友芝三次会试不第），他们转向更持久的文化创造。

家族教育体系是人才辈出的保障。

从黎安理到黎恂，再到郑珍执教启秀书院，沙滩形成五代相继的师承链。郑珍的表弟黎庶昌、子郑知同、莫友芝弟莫庭芝等都在这体系中成长。文化血脉如洛安江水，绵延不绝。

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个体，三位巨贤的身影格外巍峨。

郑珍（1806-1864），字子尹，被尊为“西南巨儒”。他治学“汇汉宋为一薮”——经学宗汉儒许慎、郑玄，理学尊程朱，打破门户之见。《说文逸字》考据精严，被《汉语大字典》奉为圭臬；《仪礼私笺》发前人所未发，清代学者李慈铭赞为“经学之功臣”。

其诗更开一代宗风。《巢经巢诗钞》被“同光体”诗派推尊为“宗祖”，被北大教授胡先骕推崇为“有清一代冠冕”；加拿大汉学家施吉瑞称郑珍为“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”；梁启超称其“自辟门户，有清作者举莫及”；柳亚子直呼“三百年来第一流”。钱仲联在《论近代诗四十家》中论断：“清诗三百年，王气在夜郎”——这是对沙滩文化的最高礼赞。

莫友芝（1811-1871），字子偲，与郑珍双峰并峙。二人合纂的《遵义府志》，被梁启超誉为“府志中第一”。张之洞将其列为方志典范。同时，他与黎兆勋收集明代黔人诗歌900余编成《黔诗纪略》，成为贵州第一部大型诗歌总集。莫友芝的贡献还在版本目录学，他的《郘亭知见传本书目》成为藏书界“案头必备”，本人被公认为清代版本目录学奠基人之一。书法方面，莫友芝书法四体皆精，为清一代十大书法家之一。杨守敬称“子偲书学《少室碑》取法甚高。”沙孟海说“学邓石如篆书的莫友芝最好，赵之谦、吴熙载其次。”《清史稿》本传谓其“真行篆隶书不类唐以后人，世争宝贵”。

这位性情开朗的学者，“一句笑话出口，常令满座喷饭”。晚年入曾国藩幕府，病逝扬州时，曾国藩亲书挽联：“京华一见使倾心，当年虎市桥头，书肆订交，平钦宿学；江表十年常聚首，今日莫愁湖上，酒樽和泪，来吊诗人。”——足见其人格魅力。

黎庶昌（1837-1898），字莼斋，则以世界眼光开拓新境。作为外交家，他出使西欧六国著《西洋杂志》，被誉为“一卷西洋风俗画”，两度任驻日公使时广交日本文士，获天皇颁授旭日绶章。他搜求国内散佚古籍，刻印《古逸丛书》200卷，保存大量文化瑰宝。

任四川川东兵备道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期间，捐资创设洋务学堂，开西南学子留学之先例。怀抱一腔爱国热情，李鸿章对其《敬陈管见折》评价:大言炎炎,深切时事,足令小儒咋舌，曾纪泽言:假令朝廷嘉采,硕画实见施行,则中国之富强，可以计日而待。

这位“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”，在得知甲午战败后忧愤而终，将文人气节坚守至生命终点。

更值得思考的是，如此丰硕成果，竟诞生在贫困山区。郑珍一生清贫，四次担任县级学官，“所得薪俸都很微薄”；莫友芝“不名一官”；黎庶昌早年困居京师。

这种物质匮乏与精神丰盈的强烈反差，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。

从地方现象到学术定名。1940年代，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时的一次学术考察，让“沙滩文化”获得历史性定名。竺可桢校长与张其昀教授等在《遵义新志》中将遵义历史分为九个时期，其中第八期即“沙滩期”，明确指出：“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，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之文化区”。

从此，“沙滩文化”正式进入学术视野。国际学界随之响应，日本学者关注郑珍诗学；《郘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东传引发汉学研究热；黎庶昌《古逸丛书》成为东亚共同的文化遗产。

一个山村的文化成果，最终汇入人类文明的长河。

真正的文脉，不在典籍堆叠的厚度，而在精神血脉的延续；不在尘封卷帙的字句之间，而在代代相承的信念与行动之中。

它流淌于我们躬身实践的每一个脚印，闪烁在“求是求诚”的每一刻坚持，更扎根于那“锄经兴邦”的崇高理想——既要以勤恳之“锄”深耕文化土壤，也要凭赤诚之“心”赓续文明薪火。

第二届沙滩文化展示季开幕式上，“求是求诚 锄经兴邦”内涵的发布，是最好的印证。

“事必求是”，行事要正确，要坚持真理，要实事求是；“言必求诚”，说话、写文章，内容要真实，要有凭有据，要取信于人。

“锄经兴邦”，“锄经”一语，生发于锄经堂等书屋。一示藏书之丰所昭明的沙滩对文化的珍视与尊崇，二喻沙滩文人学士刻苦攻读、不倦探索、严谨撰述等辛勤耕耘的情状，三显沙滩人才代出、著述融汇创新的重要缘由。若说沙滩文人学士以锄经为其毕生主要生活内容，而“兴邦”则是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，是他们的信念。

这八个字，不仅凝聚了前辈先贤的智慧与坚守，更指引着我们在新时期回应历史、开启未来的方向。

站在当代回望，“沙滩文化”最珍贵的遗产是其“精神基因”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是“求是求诚”的学术坚守。郑珍在饥荒年间“采蕨充饥，犹著书不辍”；莫友芝辗转各地寻访古籍；黎庶昌忧国而殁。他们在困境中展现的精神高度，成为贵州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腾。

是“开放包容”的文化胸襟。黎恂引入江南典籍；郑珍融合汉宋之学；黎庶昌吸收西洋文明又抢救东方遗产——无不体现“和而不同”的智慧。这种文化态度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显珍贵。

是“锄经兴邦”的价值传承。从黎氏家塾到郑珍讲学，沙滩文人始终将培育后人视为己任。数代学人的延续，证明文化传承比个人成就更需加持。

统观沙滩文化成就，其体量令人震撼，黎、郑、莫三家著述达221种，2000余万言，涵盖经史子集。从黎安理到第六代黎渊（创办北洋法政学堂），涌现学者文人几十位，外交官两位，良吏无数。

当代贵州人已行动起来。省文史馆举办多次学术研讨会；遵义组建沙滩文化研究促进会；黔南成立莫友芝研究会。2009年，遵义市政协推动“沙滩文化旅游区”建设规划——让沉睡的文化记忆重新焕发现实生命力。

遵义已举办了两届“沙滩文化展示季”、“围炉煮茶说沙滩”“沙滩故事我来说”等节目的推出，《沙滩村志》荣膺全国十大名村志，“锄经堂”亮相江苏卫视，这一系列成就让沙滩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与日俱增。

当我们在遵义沙滩村看到孩子们诵读郑珍诗句，在黎庶昌故居触摸泛黄的《西洋杂志》手稿，在洛安江畔遥想当年文人“渔樵耕读”的身影，忽然懂得，文化的伟大不在庙堂之高，而在其能否融入土地的血脉，化作百姓日常的灯火与炊烟。

洛安江水依旧潺潺，琴洲沙渚静卧如初。

如今造访沙滩村的旅人，或许会在黎庶昌故居的玻璃展柜前凝神。“锄经堂”里那些泛黄的手稿、破损的砚台、字迹漫漶的信札，默默讲述着一段不可思议的往事。

三百年不过历史一瞬，但沙滩文人用墨香穿透了山峦的阻隔，用“书卷垒起了精神的高地”。

当沿海都市在霓虹中追寻“诗与远方”，西南群山深处的小村早已给出答案，真正的文化高地不在资源有多丰富，而在心灵能否在贫瘠中孕育星辰。

沙滩文化的精神基因——“求是求诚”的治学态度、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、“锄经兴邦”的价值传承，不仅是历史遗产，更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密码。

一审：王芬艳

二审：王煊予

三审：李英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