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学名家看遵义丨隧道中的钢筋——晚清外交官黎庶昌的道德力量
去遵义前，这片土地在我心里的印象是模糊的，其中清晰的地方有二：一是红军长征转败为胜的地方，二是出酱香美酒的福地。可没想到，到了之后才知道，黔北的群山里头，还藏着一段重要的文脉——“沙滩文化”。
沙滩村，名字听着浪漫，可没有海，实际就是个普通的村落。但就凭着清代三百年的耕读传家，硬是在西南腹地养成了一块文化绿洲。郑珍、莫友芝、黎庶昌，这三位被誉为 “沙滩三贤”，是这块文化绿洲上的代表人物。其中，最令我感佩的还是黎庶昌，他从这儿走出去，成了晚清重要的外交官。
我常年住在广东，一提到晚清外交官，先想到的就是黄遵宪。这位梅州出生的名士，提出“诗界革命”，用新名词写诗歌，打破了那些已经失去新意的意象体系。我在梅州多次拜谒过人境庐，对他的才气和抱负确实佩服。可当我站在沙滩村黎庶昌故居的院子里，摸着墙上斑驳的青砖，感觉完全不一样……
黎庶昌没有黄遵宪那么耀眼，做事低调，但对这个人了解越多，越是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诚恳和务实的精神，在时代的夹缝里尽力推动着点滴变革。
黎庶昌生于清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，家里一直重视读书。祖父当过知县，为官清廉；表兄郑珍、老师莫友芝，都是西南文坛的大人物。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黎庶昌既学了传统士人的学问，心里装着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，又早早感觉到了时代要大变，不喜欢科举那些死板文章，总想着“经世致用”。他在少年时，竟然就以南宋陈亮“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”自命，那份使命感，就像不远处的乌江，在他心里奔腾不息。
我好像能看见年轻的黎庶昌背着行囊，从贵州沙滩村的青石板路出发，一路北上赴考。科举的门槛是格外严苛的，乡试、恩科几番应试，他都未能得中。但这屡屡失利的打击，从未磨灭他的志向，反而让他更清醒地看清了时局的沉疴。
彼时的晚清，正深陷内忧外患的绝境：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余烬未冷，断壁残垣在风中呜咽，烙下国耻的印记；中原大地上，太平天国运动与湘军激战正酣，战乱所及之处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田地荒芜；清廷的统治如同风中残烛，保守僵化，吏治腐败，早已摇摇欲坠。放弃了单纯依赖科举入仕的路径，26岁的黎庶昌以布衣之身留在京城，伏案写下洋洋万言的《上穆宗毅皇帝书》。他在奏疏中直言不讳，痛陈朝廷保守固陋之弊，批判用人制度的僵化失当，更力主改革科举。他想打破死板文章的桎梏，选拔真正通晓实务、能解国难的经世之才。这份谏言，字字句句饱含着对家国的赤诚，更彰显着不因功名失意而消沉的报国初心。
这份胆量和热情，被曾国藩看中了，把他收为弟子，和张裕钊、吴汝纶一起，成了“曾门四弟子”，这也为他后来的外交事业铺好了路。
黎庶昌的外交生涯，就是晚清“睁眼看世界”的真实样本。他两次出使日本，还跟着郭嵩焘去过欧洲，英、法、德、西班牙都走了一遍，亲眼看到西方的工业像巨兽般崛起，也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，一个曾经不起眼的小国，突然就强大起来。和黄遵宪不一样，黄遵宪更愿意写诗文，启发国人；黎庶昌则是把看到的、听到的，都变成具体的方案，一步步推动改革。
要是把晚清的外交官们放在一起看，就知道黎庶昌有多特别。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变局的活例子，也是传统读书人在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里如何转型的真实样本。
晚清的外交官们是第一批走出封闭的没落帝国，在世界上探路的人。他们既要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，新思想、新技术像潮水一样涌进来，颠覆着老传统；又要被国内的守旧派骂，说他们“崇洋媚外”“背弃祖宗”。他们只能小心翼翼，在夹缝里为国家找出路。在这里我必须举另外几个外交家的例子。
首先要提的是郭嵩焘，他是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，是这群人里思想最超前的。1876年，快六十岁的郭嵩焘奉命去英国，出发前就被骂惨了：有人说他是“汉奸”，出使外国是丢国家的脸，连他的湖南同乡都要砸他的祖宅。可郭嵩焘没怕，硬是带着一股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劲儿，踏上了旅程。在欧洲，他仔细观察他们的政治制度、经济模式、学校教育，写出了《使西纪程》，大胆说“西洋立国，有本有末”，意思是西方强大不只是因为船坚炮利，更因为有好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精神。这话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，守旧派恨透了他，下令把书销毁，郭嵩焘回来后就被罢官。
郭嵩焘像是在晚清那漆黑隧道里遽然出现的光，试图把隧道的出口照清楚。可郭嵩焘的悲剧在于，他的想法太超前了，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不上，没有能落地的办法，成了时代的孤独先驱。
黎庶昌跟郭嵩焘的关系极为密切。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他随担任公使的郭嵩焘出任大清国驻英参赞。在随后的工作中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。1877年5月，国外势力勾结国内叛军企图建立“喀什噶尔王国”，此事在海外使馆引发争议。当时郭嵩焘考虑到局势复杂，倾向于采取安抚的策略。而黎庶昌经过对左宗棠老营部队的兵力、部署等态势的细致分析，坚定认为清军具备必胜的条件，极力反对安抚之策。他反复向郭嵩焘陈说利弊，最终成功说服对方。随后二人一同坚持上奏朝廷请求发兵，该提议获得准许。后续战事发展正如黎庶昌所预判，左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叛军首领最终自杀，南疆成功收复。此次事件既体现了黎庶昌的军事洞察力，也可见郭嵩焘虽有己见，却能接纳下属的合理建议。
另一个外交家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，也是晚清外交官里的厉害角色，特别擅长外交谈判。1880年，他奉命去俄国，要把伊犁收回来。之前俄国凭着武力，逼着清廷签了不平等条约，意图吞并伊犁的大片土地。曾纪泽到了俄国，面对俄方的强硬态度和讹诈，他没有半点屈服。他外语好，懂国际法，在谈判桌上和对方唇枪舌剑，谈了半年多，硬是逼着俄国改了条约，签了《中俄伊犁条约》，以多付400万卢布为代价，把伊犁九城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大部分土地都收了回来。这在晚清外交史上，已经是极为少见的胜利。
曾纪泽的风格，既有传统读书人的骨气，又有西方外交官的理性务实，他在现有的规矩里尽量维护国家利益，以平等的姿态和西方人打交道，这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的觉醒。
再来说说黄遵宪吧，尽管文章开头就提了他，但这里还要再提，因为他和黎庶昌在东京使馆共事过一年，俩人还是密切的诗友。1877年，黄遵宪以参赞的身份，跟着何如璋出使日本，在日本待了八年，到处交朋友，上到王公贵族，下到普通百姓，把日本的历史、文化和明治维新的经验摸透了，花了八年时间写出《日本国志》，成了中国人了解维新变革的百科全书，后来戊戌变法都参考了这本书。在文学上，黄遵宪说：“我手写我口，古岂能拘牵。”他把“汽轮”“电线”这些新东西写进诗里，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限制，用通俗的语言写时代变化。黄遵宪擅长思想启蒙，用诗歌唤醒国人，用著作点燃改革的热情，像号角一样喊醒沉睡的人。
跟以上三位外交家相比，才能更加凸显出黎庶昌的独特性。
黎庶昌的文字，既有史家的冷静，又有幕僚的严谨，还带着文人的温柔。其一，史家冷静体现在他对西洋各国政情、风俗的客观记述，如详细记录英国选兵之法、德国议政院制度等，不掺杂主观褒贬；其二，幕僚严谨源于他曾入曾国藩幕府的经历，其文字注重实证，书中对西洋工厂的流程、各国钱币制度、议会运作流程等的记载条理清晰、细节翔实；其三，文人温柔则体现在他对西洋民生的细腻描摹，比如记录巴黎幼瞽学堂的奖赏仪式，西班牙的农务学堂教学场景等，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不同文明中人文关怀的关注。
他的《西洋杂志》用古文写出了现代的 “现场感”。他以桐城古文为基底，记录了亲历的巴黎世博会、热气球飞行、西洋工厂运作等场景。例如他在“轻气球”一节中细致描述 “欲坐者纳十佛朗买票，上升在空中五分时，一人举红旗数绕，即徐徐而下”，这种对现场流程、感受的直白书写，突破了传统古文偏重议论、考据的局限。当代学者钟叔河评价该书为“一卷西方风俗图”，称其让晚清国人得以直观了解陌生的欧洲世界。
此外，他也思考了时代变化的道理，比如文明怎么进步，国家怎么才能强。他写意大利庞贝古城“断柱半埋，苔蚀其文”，看着夕阳下的废墟，就想起了《汉书·西域传》的记载，把古今中外的历史串了起来，字里行间都是文化底蕴和历史的沧桑。他的文字不堆砌华丽辞藻，不喊激烈口号，就用平实的语言、翔实的资料和深刻的观察，给后人留下了了解晚清时期西方社会的宝贵文献。
黎庶昌的做事风格，体现在那些看似普通却影响深远的实事上。他知道光说不练没用，只有具体的方案才能推动改革。1878年，他给朝廷上书《请仿西法设铸银局折》，详细说要造银元，规格是“以两为单位，重七钱二分，成色九成”，还建议在上海、广州设铸银局，统一全国货币。这个方案比张之洞正式推行银元差不多早了十二年。那时候银两、铜钱、私票混用，市场乱得很，他的方案给后来的币制改革打下了基础。
在海军建设上，黎庶昌也提了成套的方案：学西方“分洋设防”，把海军分成北洋、南洋、闽洋三支，各管一块，互相照应；兵舰分主力舰、巡洋舰、炮舰三等，各司其职；还建议派优秀学生去英国海军学校学习，培养专业人才。这些建议为后续海防讨论所参酌，给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播下了种子。
更让人佩服的是，他在日本的时候，和杨守敬一起，花大价钱买回了将近四万卷中国散佚的古籍，开了从海外找中国古籍的先河。因此，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守夜人。
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到处学西方，觉得中国古籍是落后的东西，要么扔在书店角落，要么便宜卖给西洋传教士。站在“钦使第”的书房旧址，看着陈列柜里复刻的古籍残页，我能想象黎庶昌当年的心境。他的心情无比沉重，知道这些泛黄的纸页上，承载的是中华文化的根脉，一旦流失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于是，他和杨守敬踏遍东京、大阪、京都的大小书店与藏书楼，寒来暑往，风雨无阻。遇到珍本孤本，即便耗费重金也绝不迟疑。假如碰上店家不愿出让的秘藏，便软磨硬泡，以诚心与识见打动对方。
那些日子里，他们的使馆住所堆满了古籍，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的霉味与墨香。深夜的灯光下，两人时而核对版本，时而批注校勘，指尖划过残破的书页，就像抚摸着民族断裂的记忆。这四万卷古籍里，既有《文馆词林》这样的六朝佚书，也有《太平御览》的早期刻本，后来被整理成《古逸丛书》刊行于世，如今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的“黎氏文库”，便是这份坚守的延续。
在那个国运细弱的年代，这举动看着似乎没那么惊天动地，却比任何慷慨陈词都有力量。
1884年，他的母亲过世，他回到沙滩村丁忧。
三年服阕期满，一纸诏书再次将他推向外交舞台，又回到了那片熟悉的东瀛土地。相较于初次赴日时的锐意搜集古籍，这一次，他多了几分温润的从容。他深知，外交不止于条约与谈判，更在于文明的共情。于是春秋佳节的使馆内，常常响起诗词酬唱之声，黎庶昌端坐主位，一手捋着胡须，一手轻叩案几，与日本朝野文士纵谈汉魏风骨、唐宋格律。那些或激昂或温婉的诗句，汇成六卷《黎星使宴集合编》，九十余位日本友人、二十余位同胞的笔墨，在纸上凝成跨越国界的情谊。
这份情谊，早已超越了寻常的宾主之礼。当日本汉学家藤野正启离世，黎庶昌亲为作铭，字字恳切。数年后，当他的夫人赵曼娟病逝，藤野正启之女藤野真子感念往日恩情，挥笔写下墓志铭，字里行间的牵挂，宛如对待自己的母亲。如今，藤野真子的这方碑刻静静立在遵义的大地上，石质的纹路里，藏着的是两个家庭、两种文明的温暖回响。黎庶昌用文人的温柔与真诚，在外交的硬壳内部，填充着人性的温度。
1890年，黎庶昌任满归国，未及停歇便接下川东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的重任。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，他依旧是那个务实的经世派。到任翌年，他看到云贵同乡往来奔波无依，便出资建起恢弘的云贵会馆，让游子有了落脚之地。他深知洋务革新需人才为先，便创办洋务学堂，亲手为学生们规划出国留学的路径。
可命运的惊雷总是猝不及防。
1894年，甲午海战的炮声击碎了他所有的希冀。正在重庆任上的他，急得夜不能寐。他一次次上书奏请东渡排难，将自己多年的外交经验与对日本的了解，化作救亡图存的迫切诉求。可是，这些上书都石沉大海。这位年过五旬的老者伏案痛哭，很多天粒米不进，曾经支撑他遍历诸国的体魄，在国仇家恨的重负下迅速垮掉。即便如此，他仍毅然捐出自己的全部廉俸万金。
病痛与忧愤让他辞官还乡，可是人祸天灾不断。1895年，家乡遵义大旱，田垄龟裂，饿殍遍野。他挣扎着起身，拖着病体联络在重庆的同乡，捐银二万两，购川米约三千石运回。次年，遵义再次遭遇旱情，此时的他已卧床不起，却仍用尽最后力气发电报给云贵总督求援，最终为家乡争得两万两救济银。
长夜孤灯之下，他一遍遍翻阅自己出使列国时的日记，那些对国家未来的构想，如今都化作了锥心的刺痛。他深知，自己一生的努力，不过是在千疮百孔的帝国大厦上，勉强修补了几块砖瓦，而核心的根基早已腐朽。
1897年，黎庶昌在故乡沙滩村溘然长逝，终年六十一岁。
他走时，没有官方的追悼，没有体制的褒奖，唯有亲友故旧为他送行，在黔北的群山之间，响起低沉的挽歌。
我查证了一下，后世流传的“文肃”谥号，并非清廷的正式册封，而是亲友故旧赠予他的私谥。这细节让我心里涌起阵阵唏嘘。他这一生，犹如钢筋在隧道中默默承重，却从未被人看见，直到时过境迁，甚至塌方之后，人们才惊觉他早已与墙体融为一体。
当然，前文提到的那几位与他同时代的优秀外交官，也难逃历史的悲剧。郭嵩焘罢官后隐居故里，在“天下何人识我”的孤独中
老去。曾纪泽积劳成疾，五十一岁便撒手人寰，临终前仍牵挂着伊犁的边防。黄遵宪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罢官归乡，虽潜心著述，却终其一生未能看到改革的曙光。尽管他们的努力没能改变帝国覆灭的命运，却为后世留下了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，我觉得其中有三点是最为重要的，那就是：面对变局的开放心态，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，脚踏实地的务实品格。
院中的老树枝繁叶茂，据说是黎庶昌亲手栽种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影，斑驳中富含美感，像极了他一生的轨迹。
黎庶昌的一生，既有出使海外的开阔，也有守丧尽孝的内敛；既有外交场上的从容，也有国难当头的悲怆；既有为官理政的务实，也有赈灾救民的温情。从人生体验上，不可谓不痛苦，但从文化审美的角度，则充满了道德的力量，令后人不得不心存敬慕。
恍惚间，我想象着那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拄着拐杖，凝视着远方的群山，眼神中既有未竟的遗憾，也有对故土的眷恋。
他从这片土地走出，带着沙滩文化的滋养，走向世界的舞台。最终，他又回归这片土地，将一生的荣辱与抱负，都埋葬在黔北的青山绿水之间。
我们坐在木凳上，一位黎氏后人给我们讲述着他们祖先的故事，贵州方言中饱含深情，说着黎庶昌之后这里涌现出的优秀人物，一个接一个的人名，背后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务实努力者。这一刻，我不免有些想要抒情了。我转头，望向刚刚收割的田野，闻到了植物内在的清香，感受着这方山水的灵秀。远处的田埂上，几位农人正弯腰劳作，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位先贤的全部故事，却在这片被他守护过的土地上，延续着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沙滩村的风，还在吹拂着三百年耕读传家的记忆，乌江水系的波涛，仍在流淌着经世致用的初心。
一审：王芬艳
二审：王煊予
三审：李英华
